據麥克思項目組調查問卷統計:大學生所處的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準入與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
高考面前人人平等,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卻可能因家庭背景而異。麥可思研究將畢業生的家庭階層分為產業與服務業員工、管理階層、農民與農民工、無業與退休及專業人員四種類型,發現農民與農民工、產業與服務業員工子女較多就讀高職高專院校,管理階層子女較多就讀“211”院校。
和農民與農民工、產業與服務業員工這兩大群體相比,管理階層只是極少數。在“211”院校中,來自管理階層家庭的生源所占比例為15%,低于前兩個群體的生源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非“211”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中,只有管理階層子女所占比例均低于他們在“211”院校中的比例,而農民與農民工、產業與服務業員工子女在這兩類學校中所占的比例均高出同類生源在“211”院校中2~5個百分點。
麥可思研究還發現,無論在哪類高校,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的高考錄取平均分都是最高的,比同類院校其他家庭畢業生高出15分以上。如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于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在非“211”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中,這種差距被進一步拉大。麥可思的這份報告指出:“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接受基礎教育條件較差,與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樣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錄取的偏高分數造成了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的雙重弱勢,即教育資源與高校錄取的弱勢。”
對那些有幸進入高校學習的“弱勢群體”家庭的子女們而言,未來依然困難重重,他們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往往比那些出身管理階層家庭的學生更加艱辛。從學生畢業后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產業與服務業員工子女中分別有35%和2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
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在就業質量上也處于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在畢業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在“初次求職成功信息渠道”上,和無業與退休家庭一樣,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本科畢業生主要通過“參加大學組織的招聘會”,而其他家庭的2009屆本科畢業生均為“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