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市理科高考狀元李泰伯成了雙料名人。除了狀元身份外,他申請美國11所頂尖大學全部遭拒。于是引來媒體一陣“反省”,稱應試教育培養不出優異的人才來。另有個高考狀元職業狀況的調查報告稱,過去三十年的狀元,職場表現都低于預期,沒有一個在自己的領域達到“一流”。
我多少也算是留美的過來人,我并不贊成以美國大學的取舍來判斷某人是不是人才。一位常青藤的著名教授曾坦率地告訴我:“錄取的盲目性很大,經常會招錯了學生。特別是隔著太平洋錄取中國學生,更難判斷。只能盡力而為,最后還要看運氣。”所謂過去三十年的狀元沒有一個成為“一流”之說,也有待推敲。比如“一流”的標準是什么?現在并沒有個界定。我個人就認識非常優異的前“高考狀元”。
不過,李泰伯的個案,確實有助于我們反省中國的教育制度。哈佛大學的教育學家Tony Wagner曾經非常形象地講述了他個人的一段經歷。 2006年,他外出講演,在飛機上正好和一位大公司的總裁為鄰座。兩人一聊天,他就發現這位總裁在招募人才上親力親為,花了很大的精力。于是他就問總裁:“從新招募的雇員身上,你最渴求的素質是什么?”對方答道:“會問好的問題。我們的業務每天在變,技術在不斷更新。我們會教給雇員新技術,但是,他們要想解決問題、學習新東西,必須知道應該問什么。我們無法現教他們怎么問問題。”“那么,還有什么其他的素質是你所渴求的呢?”“我需要那些能夠參與討論的人。”總裁進一步解釋說,“任何工作都是由團隊配合完成的。你必須懂得如何與同事相處,如何與顧客打交道。如果你不能和別人深入交流,你就不可能學到你需要學的東西。”
這一對話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可謂意味深長。我并不是說所有企業總裁都把上述兩個素質排在前兩位,但是,這兩項素質之重要,在美國不斷被各種企業界人士所強調,是真實的世界對培養人才提出的真實要求。再看我們的教育,有多少是圍繞著這樣的素質轉呢?
李泰伯落選美國11所頂尖高校,可能是他個人素質問題,可能是申請的技術問題,也有可能是美國的高校集體看走了眼。對此我們很難斷定。為他惋惜和不平的人說:他功課出色,鋼琴水平很高,喜歡作曲,是班干部,等等。這些固然都不錯,但是,他問問題的能力如何,深入討論問題的能力如何?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的教育也沒有衡量這些素質的指標。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
最后,鄭州北大青鳥翔天信鴿校區的高校長針對這一新聞說:教育不僅僅是教會學生知識和技能,而且還要教會他們為人處事的能力以及善于動手動腦的積極主動性。我們作為北大青鳥的培訓機構,在眾多IT培訓機構中享有盛譽,獨樹一幟,最重要的是我們心中有一個信念:教育就是一切,用教育改變生活!